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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史概况
中国甘孜门户网站 www.gzz.gov.cn 2017年07月03日 来源:查看原文

   刘文辉通电起义,西康和平解放后,解放军第二十六军一八六师于1950324日胜利进驻康定城。从此,揭开了甘孜州历史的新篇章。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结合甘孜州的实际,成功的解决了民族问题。领导和依靠全州各族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坚持不懈地开展了各项工作。解放后至1990年这41年的工作,是在经历曲折,不断克服困难过程中前进的。
  50年代前期,是开辟工作时期。这一时期工作艰苦,情况复杂,任务繁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之间隔阂较深,民族内部冤家械斗不息;残余匪特造谣骚扰,社会秩序不稳定;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经济萧条,生产停滞,百废待兴;接管工作和支援进藏部队的任务很重;地方干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极少。面对这些问题,中共康定地委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持谨慎稳进和团结上层为主的方针,以主要精力做民族团结工作,争取了大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与人民政府合作共事。康定军管会成立时,即任命夏克刀登、邦达多吉为军管会副主任。尔后陆续安排了土司、头人、活佛、堪布、阿訇、家支头人等政权机关担任职务。经过筹备协商,充分准备,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501124日在康定正式成立(这是建国后成立的第一个地区级的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后改为州),桑吉悦希(天宝)任主席,副主席中有夏克刀登、阿旺嘉错、洛桑倾巴,委员28人中,藏族上层僧俗人士和知名爱国人士占64%,彝族、回族上层知名爱国人士占4%。会议通过《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工作任务》和《关于加强团结的决议》。随即向关外各县派出军事代表(有7个县是军事联络员),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安定社会秩序,做好支前工作。采取积极措施,如开办短期训练班,成立康定民族干部学校,培养民族干部。仅1951年初至1953年底,培训近3000名民族干部,分配到州、县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为了消除历代反动统治者大民族主义的痕迹,人民政府于195110月发出通知,将巴安县更名为巴塘县,瞻化县更名新龙县,理化县更名为理塘县,定乡县更名为乡城县。同时清除带有歧视和侮辱性的称谓用语和用词。按照《关于加强团结的决议》精神,积极调解民族内部上层之间的冤家械斗纠纷,仅19511952年两年时间,调整大小纠纷3000多件。在泸定汉族聚居区和康定折多山以东少数汉族聚居乡,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完成土地改革任务。对国民党潜伏的残余势力进行清查和处理;严厉查禁种贩鸦片烟和鸦片烟馆;平息康定县鱼通土司甲安仁煽动的小股叛乱;驱逐帝国主义分子出境。在加强民族团结和安定社会秩序的基础上,以极大努力,恢复和发展各项生产(主要是农牧业生产)。明令宣布彻底废除“乌拉”差役制度和国民党政府规定的苛捐杂税、超前征税,取缔尖斗、踢斗、大半收粮盘剥行为,减轻各民族劳动人民的负担。民族贸易公司直接收购、代为推销与私商收购自销并行等办法,解决土产滞销问题。恢复与发展牛骡帮运输,积极组织货源,解决各族人民日用的茶、盐、油、粮等供应。制订简便易行的轻税政策和实施办法,实行合理的负担。州、县行政费用大部分(占各年预算总和的2/3以上)是由上级政策拨款解决的。在农区经过与上层人士协商,调剂一部分荒地,组织无地少地农民开垦,安置了部分流浪户。无偿发放大批铁质农具,东北路各县平均每户农民得到23件。成立农业技术推广站,在推广新式农具,改良耕作技术、兴修水渠、增施肥料、药剂拌种和毒土等方面成效显著。创办国营机械化新都桥农场,示范使用农业机械。在牧区,采取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方针,组织巡回治疗,双力进行牛瘟防治,有效控制牲畜疫病流行。无偿发放挖土特产工具和羊毛剪刀、割草镰刀、牛奶分离器等10多万件。每年还及时发放一定数量的救济粮款和救济寒衣,解决部分贫苦农牧民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在主要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的同时,适当发展地方工业和手工业。接收、调整和改造国民党政府办的一些中小学校、图书馆和医疗机构,逐步发展文教、卫生事业。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开展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普遍订立团结爱国公约,用实际行动做好支前工作。仅1950年就供给进藏部队柴草1500万斤,帮购粮食200万斤,代买牛马2万头,担负运输的牦牛10万头以上。1952年和1953年,州、县党委组织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着重在汉族干部中批判和克服大汉族主义思想残余,也促使了少数民族干部批判和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思想残余,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民族团结。
  19561959年这4年,为民主改革时期。经过前几年的工作,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民族内部阶级矛盾突出出来。各族人民强烈要求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和奴隶制度。民族、宗教上层中也有不少开明人士主张进行民主改革。1955年州人民政府就收到上层人士中要求或赞成改革的书信57件。由州委和州人民政府根据《宪法》规定和群众的要求,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州实行和平改革。改革的实施办法和具体政策规定,多次与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协调,并在州人代会上举手表决通过。改革的范围仅在农区分期分批进行。对喇嘛寺采取“暂时不动”的政策。对牧区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主牧工两利”的政策。当和平改革在丹巴县农区和康定县的鱼通、孔玉两个农区试点,关外各县还在学习、协商和训练积极分子阶段,就被农奴主阶级和奴隶主中的少数顽固分子扰乱。他们凭借手中掌握的武器,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在西藏少数反动上层分子的策动下,于1956年初,相继发动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他们到处围困县城和区乡,破坏道路桥梁,袭击军政人员,残杀各级干部和各级分子及其家属,奸淫烧杀抢掠。在叛乱分子劫掠下,不少村寨变成废墟,许多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面临这样严峻的局势,人民解放军和各族人民群众,不得不奋起平息武装乱,保卫改革顺利进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67月对甘孜州的平叛、民改作了重要指示,肯定了“改革是必要的,改革的决心是下得对的”,“战争是解放战争”,这就给了各族干部和群众以勇气和信心,为平叛、改革工作指明了方向。这时东路、北路各县农区加紧基本完成了改革任务,但不巩固,南路各县各级作改革的准备。19573月上旬,中央书记处会议又指示甘孜州必须“坚决改、彻底改”,“要真改、不能假改,要会打,打得越彻底越好。”按照这个指示要求,东北路各县已改革的农区,开展复查补课,有力地打击叛乱分子和少数农奴主反攻倒算。南路各县边平叛、边改革,并抓紧修通东巴公路。改革和平叛进行到1958年,一个突出的问题明显地暴露出来,这就是喇嘛寺和牧区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喇嘛寺在“暂时不动”期间,成了雄踞一方的农奴主,成了窝藏叛乱分子及其武器的地方,成了当地聚众叛乱的指挥部。牧区剥削阶级中的少数顽固分子,早已发动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并与农区叛乱分子相勾结破坏农区的改革,危害人民生命财产。人民政府针对这种情况,顺应人民的要求,于1958年冬至1959年底开展以废除喇嘛寺庙封建压迫、剥削制度为中心的反叛乱、反违法、反特权、反剥削的”四反”斗争。在斗争中相当谨慎地处理了宗教问题,把废除寺庙特权与保护寺庙区别开来,把极少数寺庙反动上层分子与广大宗教人员区别开来。与此同时,石渠、色达和其他牧业地区也相继完成了民主改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民主改革,在全州顺利完成。废除了反动、没落的封建农奴制和奴隶制,没收、征收了农奴主阶级直接经营管理的土地32万亩,占70%4.5万余户)的无地缺地农民每人平均有土地4亩左右。没收、征收、赎买牧主阶级牲畜21.5万余头,占60%的贫苦牧民每户平均分得牲畜12头。80%的农牧户从高利贷的盘剥下解脱出来。5600名毫无人身自由的奴隶获得解放。经过民主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广大农牧民积极性空前高涨。其他建设事业都有了发展。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得到了人民政府妥善安置。在民主改革的基础上,于1959年相继完成对农牧业、城镇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甘孜州从此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
  19601966年,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时期受“左”的影响,工作失误多。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初步成就。在改善农牧业基本条件,运用科学技术,提高食粮单产和总产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工业、交通、商业、财政、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获得较快发展。但是,改革后领导的注意力主要未放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上,更多地是在改变生产关系上打主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一再提出反右倾。过快过急的农牧业合作化尚未稳定,又急于办了一批人民公社,并且搞迁居并户,办公共食堂。“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错误泛滥起来。19601962年粮食连续减产,群众生活困难,干群关系紧张。1961年下半年,州委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省委对民族地区进行调整的具体政策,生产关系和规模体制从贪高、贪大、贪多、贪快的位置上退下来。大划小,高改初,停办公共食堂,改办、停办人民公社;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彻底退赔;对在反右倾、“三反”和整风整社等政治运动中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了甄别复查和纠正。压缩城镇人口,撤并一些厂矿。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调整,经济开始恢复,困难有了缓解。但由于摆脱不了“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当形势好转时,又继续进行“四清”,又急于办了一批人民公社。直至1966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
  从19666月算起,至197610月粉碎“四人帮”,这10年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同全国一样,十年浩劫,给州内各族人民带来了灾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政机关被冲击,全部瘫痪;大部分领导干部被揪斗,“靠边站”;两派严重对立,武斗不息。直至196810月正式成立州革委和州革委核心小组,领导斗、批、改和各条战线工作,两派对立方趋缓和。“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三年,开展的“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右”,给各方面工作造成困难、混乱和恶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文化大革命”迫害不少领导干部,制造许多冤、假、错案;践踏党的民族政策,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造成不少厂矿企业严重亏损。交通、财贸、文教、卫生等工作,遭到很大破坏。“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各族人民群众和大多数干部职工坚持工作和生产,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损失,农牧业生产和其他方面建设,仍取得了进展。
  粉碎“四人帮”以后,各族干部和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拨乱反正,平反、纠正冤假错,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把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经济上放宽搞活。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牧区开始。农村从1982年春以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牧区实行生产队牲畜折价归户,私有私养,和草场承包责任制。取消政社合一的公社,公社党委改为乡党委,公社改为乡人民政府,乡以下设村民委员会,农村牧区的改革,带动厂矿企业的改革。厂矿企业改革领导体制,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企业内部实行“两权”(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推行承包、租赁等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改革商业流通体制,农牧民直接进入流通领域。放开价格,农、畜、土特等产品价格有较大幅度提高。专业户、联户企业和乡镇企业有了较快发展。坚持开放政策,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十年改革开放,给甘孜州经济带来生机和活力,给各族人民带来实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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