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格·格桑旺堆，1950年在昌都光荣起义，并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坚决拥护中央人民政府解放全西藏的著名的前藏军第九代本，西藏自治区成立后历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西藏文联名誉主席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为维护西藏稳定、发展民族文化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既然要说到德格·格桑旺堆的故事，我们就从他的家名——“德格”说起。
德格，原属吐蕃辖下多康六岗之色莫岗，位于青海、四川、西藏的交界处，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很早便出现了藏族历史上“政教合一”的典型代表——土司制度。解放前，德格土司是康区最有影响的土司之一，人称“天德格，地德格”、“德格结考”（德格王国），在藏族历史上盛极一时。
父辈的惊险经历
德格·格桑旺堆的父亲德格·昂旺强巴仁青，是甘孜最大的土司德格家的嫡系，第四十七世德格土司罗追彭错的次子。他上面有个哥哥，叫多吉僧格。不过甘孜当地人，分别把这兄弟俩称为“阿甲”和“巴瓦”。
罗追彭错死后，长子阿甲继位，当上了德格土司。他到西藏娶回澎波地方一个贵族甲绒囊索家的女儿措姆为妻。后因夫妻关系不好，阿甲再次入藏另娶一名地位较低的女子为妻，顺便游山逛水，朝拜西藏的神山神湖。哥哥离开期间，便由弟弟巴瓦代理执政。弟弟比哥哥有学问得多，为人也宽厚明理，比较得人心。渐渐控制了德格土司府的实权。对此，阿甲土司的亲信自然不服。大头人降孔德且为削弱巴瓦的势力，在食物中放毒，害死了巴瓦最亲信得力的助手夏格·扎西郎加。巴瓦一怒之下，下令杀死了降孔德且。从此兄弟之间结下了疙瘩。阿甲从西藏回来收回权柄，多方迫害弟弟，最后借助赵尔丰五百精锐边军，在康北的杂渠卡（今石渠县扎麻朱康地方）抓住巴瓦，将他带回德格，关在土司官寨的大牢里。监牢是麻石条砌成的碉房。极高，铁门用大铜锁锁住，没钥匙的话，用斧子也砸不开。阿甲把弟弟关在这里，自以为万无一失，疏于防范。然而没想到巴瓦宽厚得人心，土司府内外都有他的亲信。这些人半夜潜入土司大牢，发现巴瓦牢房顶上有个当天窗的小窟窿，便将一大卷氆氇从天窗垂放下去，把他吊上来，连夜逃出了土司府。正好当时十三世达赖从北京回来，途经青海，巴瓦带几名亲信，设法在青海塔尔寺见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哭诉了自己的经历。十三世达赖喇嘛很同情他，把他收留下来，赐予庄园，封了个五品官。还在拉萨清真寺和仓姑尼姑寺中间的一个地方，给他盖了幢住宅。从此他就成为拉萨贵族之一，从五品官渐渐因功升为小三品台吉。
关于土司兄弟俩之间的这段干戈，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还有另一种版本的记载，他写的是土司罗追彭错娶了一位藏女为妻，名“玉米·真登仁甲”，生下儿子多吉僧格。“罗追通其部民之女疏玉米。玉米亦通其头人某，生子降白仁青（即强巴仁青——引者注）。于是夫妻反目……各携一子分居”。后来，“瞻对藏官”和川军鹿传霖部都想利用土司家庭的内部矛盾，互相争夺，曾一度把“土司夫妇并其二子，一并押解成都，准备改流设治”①。经驻藏大臣文海及成都将军恭寿从中运动，最后“廷旨遗其二子回籍，以多吉僧格暂管地方，数年后承袭土职。降白仁青回籍，业已为僧，继而受头人怂恿，争为土司”等等。
还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十三世达赖喇嘛不仅是宗教领袖，而且是一位很有眼光的政治家。由于德格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他可能早就有拢络和利诱德格土司的想法。趁这个机会，他不仅给德格少爷封官加爵，而且表示德格土司的后代今后最好与前藏四品以上的贵族子女通婚，以此加深彼此之间的联络和感情。
不管事情究竟怎样，只能愈加说明德格土司在藏东、川边所处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各方利益都想多方拉拢和利用。在政治利益的夹缝中挣扎的德格少爷能够平安生存下来已经算非常幸运了。
与多央的官司
这位幸运的德格台吉在拉萨贵族上层，是以学问好而很负盛名的。他的藏文、汉文、梵文都很好。拉萨各世家子弟，有什么不通不懂之处，做父母的常打发他们向德格台吉求教。
昂旺强巴仁青和哥哥一样，娶的也是澎波甲绒囊索家的女儿，叫戈玛，和阿甲的妻子措姆是亲姐俩。
191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往印度，把德格·昂旺强巴仁青带在身边。两年后，德格台吉的独子格桑旺堆就出生在中印边境的帕里商埠。
多年流亡的经历对达赖喇嘛触动很大，他看到了发展科学教育的重要性。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派出四名贵族子弟去英伦接受西方式的教育；1924年，在英国人弗兰克·卢劳的指导下，在江孜开办了一所英文学校。十二岁的德格少爷是英文学校的首批学员。
读了两年英文，父母把他送到哲蚌寺洛色林扎仓岭康村当小喇嘛。格桑旺堆在寺院里学习很刻苦，不但经典学问不错，而且还善于吟诗作赋，在所驻的康村里小有名气。
不幸的是，他的父母这段时间因感情不和，终于离异了。德格台吉在色拉寺旁的曲桑尼寺附近修了幢小楼，让戈玛居住修行，自己则继娶贵族玉拉厦家女儿、年轻貌美的多央为继室，继母比德格·格桑旺堆大不了几岁。
1935年，老德格台吉病逝。德格·格桑旺堆已经成年，是德格家当然的继承人。但他年轻的继母因与他合不来，坚决不肯交出家产，理由是：德格·格桑旺堆自小在哲蚌寺出家多年，已经算不上德格家的人了，不应争这份俗产，家产理应由她一个人继承。
既然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便只好按照西藏的习惯，各显神通，起诉到噶厦打起官司。
其间的离奇曲折且不说它，却说掷骰子判输赢的关键一天，谁也想不到，命运开了天大的玩笑，理直气壮、信心百倍的德格色输了；心虚胆颤、诡计多端的多央却奇迹般地赢得了官司。那时节多央晕晕乎乎被拥到神殿外的院子里，亲朋好友们狂喜地簇拥上来，把她团团围在中心。洁白的哈达一条条飞来，清洌的青稞酒一盅盅斟上。在嘈杂的庆贺闹嚷中，多央显得有点麻木。当她的脑子恢复思维功能后，她做的第一件事，是踮着脚尖，在人缝间往外张望。不料在另一堆沉默沮丧的人群簇拥下的德格色，这时恰好也在朝她这边张望。两人的视线，本能地对在一起。“多央本来以为，这时她能看到的，一定是一对怨毒得迸溅火星的恨眼。不料德格色的眼神里，却只有迷茫和认命，还有一种几乎怀疑自己在做梦的纳闷。多央的心一下抽紧了。她一下体会到这个曾是不共戴天的对手，这个前夫留下的独子，实际上是多么的善良、厚道。甚至在打官司对簿公堂前，德格色就不止一次托人向多央提过和解方案。他并不想独占父亲留下的家产。他承认继母也应分上一份，他并且提出，他反正是要调放外差的，继母再嫁前，愿住父亲留下的老房子，也行。可那时她心高，她气盛，什么样的和解方案她都听也不听。现在，凭着神意，她是最终大获全胜了。可她的心里却一下空得厉害。她这时才真正感觉到，她自己做得也不对。她肆意剥夺了眼前这位善良、老实的年轻人应享的那份权利。而这年轻人，从前在一块过日子时，虽然跟她这位年龄相仿的继母不亲热，却一向彬彬有礼，丝毫不曾欺侮过她、冒犯过她。都怪自己心窄，容不下对方。现在，她胜了。她似乎得到了一切，却又感到空空荡荡失去了一切。从前的继子，正在沮丧地沉重地缓缓转身离去。从此他俩永远成为陌路人了。生生死死，凶吉福祸，都两不相干了。而等待着她的究竟又是什么命运呢？”
这场官司，虽然多央赢了，拉萨人却从此认识了善良、老实、厚道、正直的德格色·格桑旺堆，也许这就叫“因祸得福”吧。
迎接西藏和平解放
打输了官司的德格色，财产丢了，但房名还归他继承。比起以前，他的心态好像变得更加平静。
1943年，宇妥扎萨·扎西顿珠出任朵麦基巧（昌都总管，简称朵基），委任德格·格桑旺堆为朵基随从四品官，赴昌都任职。
1946年，原西藏地方政府指示朵基任命德格·格桑旺堆为第九代本驻守察雅（后移防芒康）。当他到达芒康时，已是1947年的夏季。他在芒康驻防期间所做的几件事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当时的藏军部队纪律松懈，扰害百姓，前藏人和康巴人之间关系紧张，矛盾重重。德格·格桑旺堆虽然是地方政府的世袭官员，但他毕竟是康巴汉子，身上流的是康巴人的血液。那时候，藏军官兵非常喜欢到老百姓家里磨糌粑，乘机骚扰和敲诈百姓，谁得到出去磨糌粑的肥差都认为是捞一把的机会，算计起来一个比一个精，老百姓对此敢怒而不敢言。作为代本的德格·格桑旺堆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想来想去，决定自己花钱在军营里建一座水磨房，不允许官兵再到老百姓家里磨糌粑。这还了得，“断了财路”的官兵们不干了，要找德格·格桑旺堆“说理”，事情越闹越凶，差一点演变为一场“兵变”，直到朵基拉鲁出面干预才算平息下来。
军营附近的村庄非常贫穷，有很多无家可归的孤儿经常跑到军营里要饭，有的要不到饭反而被狗咬了，被官兵打了，到处都是小孩的哭声。德格·格桑旺堆心疼这些小孩，小小年纪遭受这么大的痛苦。于是，他决定收养其中几个孤儿，给他们穿上干净的衣服，教他们识字，让他们住在自己家里，对他们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驻地附近的百姓说“玛奔啦”（军官先生）有一颗菩萨一样的心肠啊！其中的一个孤女还被他带到拉萨，长大后嫁给了一个汉族干部，调往内地生活。应该说，如果没有德格·格桑旺堆的仁慈之举，这些孤儿的命运是很难想像的。
1979年2月9日，原西藏地方政府藏军第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拿出1952年在北京时毛主席亲自指示有关部门给他做的呢料衣服说：“从1950年我在昌都战役中起义到今天，是毛主席和共产党使我一步步走向光明，我永生难忘。（新华社提供）
在芒康，德格·格桑旺堆在处理军务之余，勤奋读书，努力写作。在几年中他一共写过三本书，一部是长篇故事《隔山的阿妈》，一部是抒情诗集《七种颜色的花瓣》，还有一部是他自己从18岁开始写起的《自传》。在当时的藏军军官中，有这样的文采和修养的人，实属少见。
那时候，德格·格桑旺堆所作的最引以为自豪的事莫过于举起和平的义旗，率领藏军第九代本的全体官兵英勇起义，回到人民的怀抱，为解放军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铺平了道路。
这不仅是把握大局的能力问题，也是他个人长期观察和思索的结果。他后来说过：“我当时想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西藏地方政府曾派代表团，经印度走水路去内地，祝贺抗战胜利，有一份噶厦公文，让朵基派员交付代表团，此信即由我送达，故有机会目睹了当时内地国民党统治区里农村一片凄凉，城市衰败不堪的惨状。我对西藏地方政府有多大能耐，是十分清楚的，尤其它的军事力量如何，更是了如指掌。如第九代本，代本、如本、甲本、定本加上士兵，总共只有五百来人。多数官兵年纪已大，并带有妻儿老小，军事技术又很差，武器装备也只是每人一支英式步枪，一个代本几挺机枪。我深知，这样一支军队绝对不可能战胜共产党。同时想到，一旦开战，不仅个人丧生，官兵妻儿伤亡，而且当地寺庙建筑将被破坏，黎民百姓倍受灾祸。还不如谈判议和，于公于私都有益。”
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起义后的第九代本逐渐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所有官兵在政治、装备等方面与解放军一律平等。如本、甲本、定本等军官也都安排了相应的职务。普通士兵除享有与解放军战士的同等待遇外，他们的家属还按月得到生活补贴，因而，感到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
1952年，西藏致敬团赴首都北京。德格·格桑旺堆是昌都地区代表团团长。在北京，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他们。毛主席亲自讲了话，谈到要切实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加强民族团结，清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残余势力，执行好民族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等等。昌都代表团路经重庆时，西南军区首长还单独接见了德格·格桑旺堆，了解第九代本的情况，询问他有何困难、要求，勉励他继续前进，搞好工作。并给第九代本赠送了军号、锣鼓和其它乐器。
1954年颁发解放勋章时，王其梅副政委代表国防部授予德格·格桑旺堆二级解放勋章。以后又授予他大校的军衔。
其间，他还担任了昌都小学董事，自己花钱买来桌椅板凳，动手编写藏文教材，设立奖学金。他的大女儿娜杰旺姆学习成绩很好，经常考第一，但父亲却不允许她领取奖学金，只给予精神鼓励，而把奖金分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贫苦学生。这就是德格·格桑旺堆的为人和品德。
儿女心中的父亲
德格·格桑旺堆有七个孩子，他的长子叫强巴曲桑。笔者最早知道这个名字是在1989年，那年我刚到阿里地区措勤县江让区委当文书。
江让区在措勤县与仲巴县隆格尔之间的平滩上，不通邮路，半年都收不到一封信。虽然文化生活非常单调，但畜产品供应比较充足，酥油比较多，有一天，我托到县上办事的区财粮干事带去一提包酥油给县里的老同事，请他们帮忙捎点书报来。财粮干事带回一提包报纸、杂志，我用这些“食粮”抵挡了一个冬天。
可是后来，一张报纸看了四五遍再也不想看了，这时候，我突然发现区委的文件、档案还没有仔细“阅读”，于是我每天抱着一摞档案在屋里看。久而久之，“文书强巴曲桑”的名字频频映入眼帘，他的文笔确实很好，哪怕是一个会议记录也让他写得不落俗套、有滋有味。我在想，这个偏僻的区公所怎么出了这么一个“高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又是怎么调走的？我向老区长打听，区长说：“他呀，你不知道吗？他叫德格·强巴曲桑，就是德格·格桑旺堆的儿子！热地书记到阿里视查工作时，发现他在这里工作很多年了才把他带回拉萨的，那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呀！”
原来早在1951年，德格·格桑旺堆率军起义时，十八军代表对他说：“您个人有什么要求，请大胆提出来”。德格·格桑旺堆回答说：“我没有更多的要求。只是希望看在我是主动议和的份上，请答应如下几点：一、保障我的部下全体官兵的人身安全，照顾解决他们的衣食住行问题。二、我本人有三个子女，请求保送他们到内地学习，关照他们未来的前途。三、允许我个人做一名普通百姓。”
第一个问题很快解决了，第九代本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至于第二个问题，当时他身边有娜杰旺姆、强巴曲桑、强巴朗杰等三个孩子，他们先在昌都小学上学，后来被送到中央民族学院继续就读。
老三强巴朗杰读完预科，自愿回昌都工作，在路上遇到塌方，不幸牺牲。
老大和老二大学毕业，也自愿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老大娜杰旺姆被分到那曲，老二强巴曲桑被分到阿里地区，又从地区分到条件最艰苦的措勤县江让区工作。
按一般人的想法，一个那么有贡献的省级领导干部总应该为自己孩子们的前途打打“招呼”。但德格·格桑旺堆却不这样，他教育子女：“你们只有好好工作的权力，没有讲条件的权力”。直到八十年代初期，自治区一位领导视查阿里，发现德格·格桑旺堆的儿子在那么艰苦的一个地方辛辛苦苦工作了很多年，身染疾病也不愿声张，还在那里老老实实呆着，才把他带回拉萨的（如今，才五十出头的强巴曲桑因患严重的风湿性冠心病，只有夏天能在西藏生活，一到冬天必须回内地治疗才能躲过病魔的纠缠）。德格·格桑旺堆对子女的严格要求由此可见。
他的儿子格娃维、女儿拉琼回忆说：“父亲读过很多书。小时候，他经常给我们讲‘罗宾汉’的故事，教我们做人的道理，要我们作一个勇敢的人。听说父亲当年从康区回拉萨，有很多坏人扬言要报复，说他是叛徒，说他把西藏出卖了。但父亲毫无惧色地回到了拉萨，他说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人的事，身正不怕影子歪，为什么要害怕呢？”
“父亲学问很好，知识面很广，向他求教的人很多，但他很谦虚。如果别人问的是宗教方面的问题，他总是把他们推荐给佛学造诣很深的伦珠陶凯等大学者请教，自己从不多说；而如果问的是文法、书法等方面的问题，他就会一五一十讲得头头是道，没有丝毫的保留；如果来人请教历史方面的问题，他则会讲某某人这么认为，某某人这么说过，自己从不下论断，使人觉得非常信服。”
他是藏族围棋“密芒” 高手，六弦琴弹得也很好。到了周末，他会说“我把你们的雪康·塔杰叔叔叫过来，他可是有名的歌舞家。”于是，孩子们总能在父亲的六弦琴和雪康叔叔高吭的歌声中度过一个又一个欢乐的周末。
他从小喜欢搜集康藏地区民歌、谚语，又是有名的藏文书法家，与著名学者霍康·索朗边巴合作出版了《西藏谚语集》等书，当选为西藏文联名誉主席。1981年，中国文联副主席赵寻来藏庆祝西藏文联成立，顺便拜访德格·格桑旺堆。那时，德格·格桑旺堆一家住在几间又小又矮的平房里，光线昏暗、院子狭窄，居住环境相当差。赵寻看到后，非常吃惊，当即向区党委阴法唐书记反映情况，在阴书记的亲自过问下，他们一家的居住条件才得到了改善。
这就是德格·格桑旺堆先生平凡而伟大的一生。他以自己非凡的人格魅力为后代做出了榜样。
注释：
①《西康图经》，任乃强，1932年。
②《<西藏文史拾趣>三题》，范向东，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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