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为我国发展和变化提供了强劲动力，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为生动记录改革开放以来甘孜藏区的深刻巨变，本报特推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追述难忘的人和事”的特别策划和相关报道，以飨读者。

酝酿“麝香”换“小车”

说起甘孜州的公务用车，大抵有这样一个历程，“文革”以前，州里面各县几乎是没有公务车的，要出差，都是坐客车，县委书记也不例外。有些县的客车还不是天天有，少则两天一班，多则一周一班。个别县还没有班车，或是不通车，只有骑马、走路。州里面的州委、州人委也只有少数几辆苏式吉普，最好的是一辆“华沙牌”轿车，那是州委书记天宝和州长沙纳才能坐的。其实这轿车也就在康定跑跑，关外是去不了的，当时的公路等级太差，不能跑轿车。

到了七十年代上半叶，各县都还没有公务车，有些大一点的县，县委书记和县长只有专属于他骑的马，县上没有小车房，有的是县上的马房。这一待遇还不是所有县都能享受，很多小一点的县，连专属的马和马房也是没有的，要走哪里去，还得等乡下送马来。到了七十年代下半叶，州、县才开始有了“北京牌”吉普，有些县只有一辆，大一点的县有两辆。州上多一点，州委、州革委一家有4——5辆，其它的车是没有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

甘孜州是什么时候才有了日本进口车呢？应该是1982年，当时州上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解放思想,用统一收购的麝香，到福建去卖给相关公司，除了交给国家的那部分钱之外，用赢利买回了几十辆进口车，这就是甘孜州历史上的第一批日本车的来历。

为了将这件事说清楚，我专门采访了当时的州长，也是甘孜州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任州长钦绕，他是这件事的当事人，只有他才能将这件事说得清，道得明。

今年已经90高龄的钦绕老人，说起这件事，至今记忆犹新，话匣打开，滔滔不绝。

他说那是1981年的事，当时听说省里面有些州用麝香到南方换了一批进口小车回来，极大的改善了大家外出办事的条件，这事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触动。有一天在州委的一个会议上，当时州委的常务副书记赵学刚同志在会上提出了这事，他说我们州的情况不比别的州好，别的州可以用麝香到南方换小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学习一下他们的经验，我们也可以用麝香去换几辆小车回来，改善一下州级几大家的出行条件。

赵学刚同志讲的这个情况我也听说过，所以我十分赞成他提出的这个建议，当即表示同意。我说人家这些州可以这样做，我们州也可以向他们学习，把我们州的麝香集中一下，到南方去换一些小车回来，以改善我们州的用车情况。于是就在这次会上，把这事定了下来，赵学刚同志说我是州长，我去办这事合适一些，建议让我去办，我也没说什么，愉快的应承了下来。

下来之后,我就和州商业局的局长商量，把各县商业局当时未卖出去的麝香通通集中到州里面。当时麝香具体是属于医药公司管，所以我们就从州医药公司抽了个叫刘培鑫的经理同我们一起去办这事，当时一起去的有4、5个人，除了刘培鑫外，还有州政府办公室的刘本勋，石渠驻成都物资站的一个姓李的干部，李什么？名字我记不起了，好象就我们几个一起去的。

前往福建购“丰田”车

都说是到南方去换车，可南方那么宽，具体到哪里才能办好这事呢？这个时候我想到了原西康省的老领导廖志高同志，听说他在福建当省委书记，我们何不如去找一下他，到他那里去想点办法。于是我就给廖志高书记发了个电报，说我们一行有几个人，想到福建来学习改革开放的经验，请示可不可以？第一天把电报发出去，第二天福建就回电说欢迎我们，当即我们几人就买了飞机票从成都飞到了福州。

福建省委一个叫曾庆祥的秘书接待了我们，给我们安排招待所，请我们吃饭，我说我们想见廖书记。他说可以，他先去约一下，再通知我们。他回去不久就给我们来电话说一切已经安排妥当，明天上午9点钟廖书记接见你们。

第二天我们按约准时到了福建省委，一进屋，廖志高书记就很热情的与我们几个一一握手，他说你们能来福建，我们很欢迎，福建是属于沿海地方，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市场比较活跃，所以你们来可以到处走走，看看，你们有什么要求就给曾庆祥讲，他会帮助你们解决，接着廖书记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当时福建的基本情况，他说，改革开放才开始，群众还很贫困，光解决吃饭也是个大问题，但是福建也有个好处，就是我们靠到海边，只要按照改革开放的政策搞，福建还是大有希望的。

廖书记讲完了之后，我就说，我们这一次带了一点麝香出来，想用来换一些汽车，老领导是晓得我们那儿的交通情况的，原来是没有路，现在有路了又没有车，出来开会都很困难，很多县连班车也没有，县委书记到州上来开会都还得到处去搭车，实在不行，有时还只有坐货车车箱，十分辛苦。我们这次带了点麝香出来，如果按国家收购价是十分低的，所以我们到福建，就是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以优惠的市场价格收购。当时沿海地方，很多价格都放开了，再不是国家的收购价，所以我们想用这些钱再在福建买一些进口车回去，以改善我们州及各县的用车情况。

廖书记听完我的想法，很同情我们，由于他曾是中共西康省的省委书记，多次到过我们州，对我们州的情况十分了解，于是就给秘书说，要有关部门尽量照顾我们。

通过廖书记的秘书，我们与福建省的一个畜产品进出口公司联系上了，通过他们以当时福建比较优惠的市场价格将麝香卖了，我们又与他们谈买汽车的事。当时他们就问我们要些什么车，要多少？那时福建已经有了日本的丰田车，当时称之为“巡洋舰”，我们觉得这个车适合在我们州跑，于是就要了6台，然后又给各县考虑了一台面包车，又要了几台大巴车，我印像总共好像是40台车,全部用麝香款支付。

当时我们做生意没得经验，没有进一步的了解汽车价格，就把车买了，后来我听说我们买的那种花鼻子的丰田车其实还没有大巴车贵，大巴车要2万多元一辆，那种花鼻子的丰田车才只要两万元，早知道如此，我们还可以多买几辆“花鼻子”的丰田车回去。

首批“丰田”车进甘孜

我们在福建把这些定了之后就回来了，汽车是第二年才接到的，好象是到上海去接的车，将车接回四川，省民委知道了，要我们给他们留下一辆丰田大巴车，还是民委主任扎西泽仁亲自给我打的电话，我原本也是从省民委回到甘孜州的，当然不好拒绝，车都开出成都了，又给他们开回去了一辆。这种丰田大巴车我们买的是6辆，省民委要了一辆去，我们就只有5辆了，所以车接回来之后，四大家一家分了一辆，另外给了军分区一辆。

我们那次带去的麝香一共卖了200多万元，除开按国家收购价应交给国家的成本外，我们买了40多台车，还买了几台彩色电视。那时我们谁也做不来生意，当时康定的电视还要票，有钱没票也买不到电视，更不要说是日本进口的彩色电视了，如果当时我们将就钱买一批彩色电视回来，交给商业局卖，说不定商业局还要赚一大笔钱呢。但那个时候我们谁也没有这个观念。

这是我州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批小车，尤其是分给四大家和军分区一家一辆的那种“花鼻子”丰田越野车，在我州十分适用，同当时的北京吉普车相比，性能就好得多了，而且也很舒适，所以大家都很高兴。

车到是买回来了，高兴也是十分的高兴，但紧接着问题也来了。因为我们买回来的车是没有指标的，也就是说是“黑车”，上不到户口，省里面有关部门不承认，挂不了牌照，上不了路。这该怎么办呢？于是我又将情况向州委罗通达书记汇报，我们两个又想办法，既然车都买回来了，如果说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妥，那就承认嘛，于是我们就给省政府打报告，以我们两个的名义作检讨，我们这样做还不是从工作出发，是甘孜州的实际情况逼出来的，同时买车的钱也不是财政上拿的，是我们自己赚来的，当然做法是有些不妥，如果追究责任，就由我们两个来承担，别的部门是没有责任的。

当时省政府的常务副省长是何郝炬同志，他对我们甘孜州的情况是十分熟悉，他也了解我和罗通达同志的情况，所以我们的报告上去之后，觉得甘孜州的情况确实是比较特殊的，加之省上当时也无力对甘孜州作更大的帮助，于是他就向省上相关的部门打招呼，让他们给甘孜州开个绿灯算了。这样这批车上户的事才算解决了。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我们这次是用卖麝香的钱来买的车，而麝香是不能自由交易的，这事被省医药公司知道了，他们通过国家医药总局给中央发了个内参，说甘孜州用麝香换车子，违反了国家的外贸政策，同时还戴了好多“帽子”，这下不得了了，但事情已经做了，省上也同意了，车子也上户了，我们也就再没有其它办法，唯一只有等中央来处理了。好在当时全国的改革开放形势如火如荼，很多条条框框都在放开，我们等了一段时间，但是却没有人来追究，最后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说起这次到福建卖麝香的事，钦绕老人感慨万千，他说，这次到福建真正是一次触及灵魂的思想解放之行，真正见识到了当时国家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如果我们国家没有这样一个好政策，让国家和人民都尽快富裕起来，那我们不知还会贫困到什么时候。正是这次福建之行，更加坚定了我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拥护，所以后来我不论在什么工作岗位，都坚定不移的坚持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从来没有含糊过。同时福建之行也告诉我们，改革开放是需要解放思想的，要敢闯敢干，敢于承担。如果大家都怕，像小脚女人一样走路，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