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丝路科考新发现汉字题记木板再现民族紧密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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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丝路科考新发现

汉字题记木板再现民族紧密融合

人民日报社 2020年9月2日

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因古关帝庙里惊现的汉字题记木板，让甘孜道孚与“南丝路”汉藏民族交融有了更加紧密的关联和实物佐证。8月31日下午，几块拼出“万家生福”字样的残木，为“丝路甘孜·康藏秘境”科考团带来意外惊喜。这个科考实物的发现，不仅丰富了“南丝路”汉藏民族交融元素，更让宁静厚重的甘孜州道孚县协德乡泰宁古城，带着悠远的人文历史气息惊现于大众视野。

8月最后一天下午，“南丝路”科考团翻山越岭抵达道孚县协德乡泰宁古城。雍正年间年羹尧所筑的泰宁古城墙遗址，以及土地庙残墙、山陕商人或商或居两百多年历史的老陕街，道孚县文广旅局工作人员介绍当地居民民族元素夹杂相融的独特名字，甚至逢春节等传统节日登上附近“神山”向东朝拜的习俗等，都让专家们对古城的人文历史兴奋不已。

宁静古城的街村，一块牌子上的“关帝庙”仨字，让走过的人知晓，看似普通的土墙内，是清初到此经商的山陕籍商人所建的汉式建筑关帝庙。木板上的说明文字显示，村人在这里举行议事、祀神、聚餐等活动，关帝庙内的戏台还上演川戏藏戏等表演。残留有两堵倾颓土墙的关帝庙遗址和古树，让专家们逗留了许久。

就在大家遗憾关帝庙没留下更多遗迹时，一位家住关帝庙旁的藏族女子，得知科考团考察遗迹时，急急跑回家拿出六块损朽的长木板和一些短木柱，专家学者们用长木板拼出了“万家生福”字样。板左侧刻有“恩宪西翁公祖大人武德军门老大人陈”几行字，右侧上书残缺字样 “十三年四月初八日”，落款则为“众街民等叩建”。虽字迹残缺不全，但题记字样和短木柱上的鱼、龙等纹刻，无不述说着关帝庙的历史和彼时古镇街村发生的“恩宪”大事。

从事地方人文与历史、地理和非遗项目挖掘与保护等研究的学者言，泰宁坝子是商品流动和驻军守边产生的民族迁徙带来民族交融的一个缩影。关帝庙遗址显示其按照汉地规制修建，但它又借用了格萨尔王的传说和形象，融关公与格萨尔于一体，既显示出民间商贸交流和民族迁徙流动在当地的变通适应，也显示出汉藏文化历经岁月磨砺的融杂一体。关帝庙墙体的夯土形态及构成和土地庙各异，显示二者建造年代不同。推测土地庙早于关帝庙出现，年代可能与年羹尧驻军筑城大致同期，为所驻汉军所用。关帝庙则晚很多，更多为商贾和稍后定居此地的汉族人所用。

（土地庙遗址）

除了关帝庙老墙和新发现的汉字题记木板，县文广旅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说，道孚还有茶马古道著名标志之一、《格萨尔王传》所载的亚拉神山（亚拉雪山），骡马驼队川流不息的大隘口碎鞍岭遗址，碎鞍树的民间故事仍在流传，更有雍正皇帝赐建的惠远寺大殿门上镌刻的九龙九狮浮雕等，这些都是古丝路道孚沿线汉藏民族融合的实物。

（残墙古树给专家带来很多探讨的话题）

科考团研究地方历史和藏羌彝走廊的专家推测，泰宁作为康定西来第一城，是元明时期重要的军事、经济重镇。陕西人自元代随忽必烈军队入藏，或屯垦，或经商，成为开拓藏族地区商道的重要力量。他们在泰宁经商，屯垦，兴街设市，发展生产，亦将陕西关帝信仰、饮食习俗（花馍馍）及语言等带到藏区。清雍正元年（1723年）因罗卜藏丹津之乱，清朝廷在此设惠远寺，由七世达赖驻锡。年羹尧筑土城，遂成为军事城堡。随着汉藏民族交往交流和局势安定，其城军事功能渐被城镇功能取代，大批屯垦士兵转为民户，民族交融密切，成为县城之规模，故设置了县衙、土地庙及城隍庙等公众空间。

（远望泰宁古城）

因当时汉族人中多陕西人，为凝聚乡情、开展联系，设置陕西会馆（关帝庙）。随着汉藏交融，陕西会馆不仅成为陕西人的精神家园，也成为当地藏族人祭祀格萨尔的场所，因此，格萨尔也被供奉会馆中。会馆这种由同籍联系的商业职能到地方事务公众空间的转变，发生于清代咸丰以后，可以说，此为清代典型的汉藏文化交流的典范。匾额来自会馆，加之文字内容可以解读出四种内涵，一是陈军门，武西翁应为清代人，获得朝廷封赠，故有“恩宪”二字；二是二人系当地军事长官和地方乡绅，为地方发展做出贡献，故得到街民爱戴；三是二人系汉族人，且为陕西会馆首事，故将此匾悬于会馆；四是“合街民众”共同所赠，其中是否包含藏民，据会馆同时供奉关公及格萨尔来看，会馆已成为汉藏民众的共同信仰场所，因此街民中应含藏民。

由此可见，陕西会馆乃至乾宁在元代以来，其城市兴起经历了由藏村到汉街，到军事之城，再到建制县的功能转变。其人口变化经历了由藏族到汉族军事移民，进而到汉族商人，再到汉藏融合的转变。变化中，雍正筑土城和设惠远寺是其转变的重要节点，而汉族人的到来是奠定泰宁城人文现状的基础。或言，泰宁城是解读元代以来甘孜藏区汉藏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案例，也是“丝路甘孜”盛开的一朵美丽格桑花。